人物简介：舒跃龙，男，湖南省洞口县人，1970年3月出生，研究员，现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副所长，国家流感中心主任，兼任亚太流感委员会委员及卫生部流感防治专家组专家。2017年4月起，任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深圳)院长 。2018年1月8日，在北京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获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要想让世界同行认可，你的技术水平就必须过硬。否则永远没有发言权。
临近春节，卫生部通报的甲流占感冒比例已下降到三成以下。
舒跃龙办公室的棉被，终于被他收拾到了座椅后的墙边。
“现在比较稳定，进入正常工作状态，晚上可以回家睡觉了。”他的宽脸庞上透着大战胜利后的满足。
禽流感、甲型H1N1，从六年前当上国家流感中心主任，“硬仗”就一场接着一场，让舒跃龙和同事们忙得不可开交。正是这六年与流感的决战中，他完成了从一个“学术研究者”向一名专业的“传染病预防控制研究者”的转变。
上个月，他获得第十一届“中国青年科技奖”的殊荣，这像是对他的转型作了一个成功的注脚。
——打赢甲流遭遇战——
60小时拿出甲流检测试剂。
国家流感中心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的下属单位，负责我国流感的监测预防工作，对疫情控制提供科学依据。2009年是他们极为忙碌的一年，从4月份起，急活就来了。
2009年4月25日，是周六。舒跃龙记得很清楚，他当时正在开车，这时广播里传来新华社消息，世卫组织通报各国卫生部门，猪流感疫情已出现人际间传播的迹象，很明显地存在演变成流行性病毒的可能。
舒跃龙回忆说，自己当时心里“咯噔”一下，“人际间传播的这一天终于来了”。对于一种暂时不被科学家准确把握的新病毒，一旦开始了在人际间的传播，后果不堪设想。
来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舒跃龙电话召集所里流感病毒方面的科研人员，立即启动预案，建立了与世卫组织、美国CDC的热线联系。
当时我国并没有流感病例，但第二天卫生部陈竺部长就要求他们快速研究出检测病毒的方法，并提出72个小时的时限。
对于防控新发的疫情，研制出快速检测法是当务之急。舒跃龙宣布三条“军规”：所有人从即日起不许休假；手机24小时开机，随时待命；所有出差必须报批，并取消一切不必要的出差。
他将科研人员分成三班进行轮换：“人可以休息，但实验不能停，我们要和时间赛跑，争取在我国发现确诊病例前研究出快速检测技术。”
60多个小时通宵达旦的实验后，第一代甲型H1N1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终于装配成功。
4月30日15时，陈竺在国新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欣喜地向记者通报：“我想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经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中国医学科学院科学家夜以继日的努力，已经研制出了特异而且是灵敏的快速诊断方法。”
当日晚，检测试剂向遍布全国的流感监测网络实验室分发。
4小时确诊我国首例甲流病例。
接下来的日子里，老百姓们天天看新闻，都在关心：中国有甲流了吗？舒跃龙和同事们也在静静地等待。
2009年5月10日，首例疑似甲型H1N1流感病例在四川省出现，让舒跃龙原本打算周末陪儿子玩半天的计划泡汤。
及时确诊有利于及时切断传播途径，这样就能把疫情控制在小范围内。争分夺秒成为必然。午夜12时30分，运送患者标本的专车到达病毒病所。早已做好准备的流感中心立即进入大战状态，从拿到标本到确诊病例，仅用了4个小时，这在当时是最快的。那天晚上，他忙得几乎没空坐下来，更没有时间打开沙发上的被子。
11日11时30分，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向媒体宣布：“四川省确诊一例甲型H1N1流感病例，这是我国内地首例甲型H1N1流感病例。”
——塑造中国影响力——
“人家不相信你呀”
前不久，日本NHK电视台记者给舒跃龙提了一个让他没想到的问题：世界期待中国在走出金融危机中发挥重要作用。在传染病领域，你的实验室是不是也想发挥这样的作用？
五六年前，没有人会问他这样的问题。
2005年10月，国庆长假之后，湖南出现我国第一例人感染禽流感病例，国家流感中心经过慎重研究后，将检测结果报到世界卫生组织。但世界卫生组织并没有立即公布，而是派出包括美国疾控中心主任在内的专家组来到中国，对中国国家流感中心的结果进行评估。
“人家不相信你呀。”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舒跃龙依然历历在目。
如果当时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流感监测、检验技术水平算“大学”的话，那中国流感中心的档次也就是“小学”，人家的怀疑很正常。“当时连做核酸检测最基本的荧光定量PCR仪都没有。连枪都没有，怎么可能打得很好？”
舒跃龙和同事把一份份实验数据、一张张图表拿给外国专家看。一天的时间，在对标本采集运输、检测技术路线、手段进行详细了解后，世界卫生组织最终相信了他们的结论。
但与国际水平的巨大差距深深刺痛了舒跃龙。“要想让世界同行认可，你的技术水平就必须过硬。否则永远没有发言权。”
“我当时定的目标是，通过3到5年的努力，我们要和他们站在一起。”
国际眼光是舒跃龙一直看重的原则。2004年接任国家流感中心主任时，他给自己定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国家流感中心不是中国的流感中心，而应该是国际的流感中心。
当时在这一领域代表国际水平的有四个国家，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我当时定的目标是，通过3到5年的努力，我们要和他们站在一起，这也成了我整个团队的奋斗目标。”
之后，舒跃龙带领他的实验室在人才、硬件设备、国际交流等方面迈开了大规模前进的步伐。
将近6年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2009年11月18日，国家流感中心通过世界卫生组织评估，成为第5个世卫组织全球流感参比和研究合作中心。中国国家流感中心通过评估，意味着我国成为首个进入这一全球流感监测网络“核心圈”的发展中国家。
这对国家流感中心来说绝对是个“里程碑”。舒跃龙这样说。最终得到国际同行的承认让他心中一直充盈着莫大的喜悦。
如今，国家流感中心可以凭借自己的实力，在国际和地区公共卫生事件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2009年，他们积极协助世卫组织，先后为新加坡、巴布亚新几内亚、蒙古、古巴、澳门提供甲型H1N1流感检测试剂。他们还协助卫生部组织召开两次中国—东盟甲型H1N1流感实验室诊断技术培训班，为学员所在国捐赠甲型H1N1流感检测试剂。
正因为这样，舒跃龙给日本记者的回答平和而自信：我们愿意和全世界的实验室合作，为传染病防控做出自己的贡献。
——忙碌工作很“受用”——
要是接着做基础研究，无非能多几篇文章。
从事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从舒跃龙的经历来看似乎有几分偶然。
1992年从湖南师大生物系毕业，考入中国疾控中心（中国预防科学研究院）病毒病研究所时，初出茅庐的小伙子“还不知道那里是干什么的”。读完硕士博士又赴美国留学4年。再次回到病毒病研究所时，在侯云德院士领导的病毒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依然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主要从事多病原检测研究。
2004年春节前，领导找他谈话，希望他到国家流感中心担任主任，导师郭元吉教授也鼓励他尝试，34岁的舒跃龙决定试试。
工作交接定在春节后，没想到疫情给他这个还没上任的主任来了个“下马威”。正月初四，广西南宁突然暴发动物疫情，一群鸭子患上禽流感。密切接触者的安全状况受到威胁，还没被任命的舒跃龙作为专家组成员立即赶往当地。消杀工作已经展开，他要做的是对密切接触者进行排查，观察是否有发烧等症状出现。一周后回北京，他才第一次走进自己在国家流感中心的办公室。从这时起，他开始学习从基础研究者转变成传染病预防的研究者。
如今，他庆幸自己的选择。他常跟别人说要是当时接着做基础研究无非能多几篇文章，现在的工作社会意义更大。“人一辈子总得做成一件事，最好是自己热爱的，又对社会有用的。我很享受我的工作，同事说我是"工作狂"。”舒跃龙憨厚地笑笑，“这也不好，你看看我就知道，还不到40，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多了。”和同龄人比，他确实不显年轻。
又要过年了，能带儿子去滑雪吗，他不敢保证。
没有突发疫情的时候，舒跃龙的时间也紧紧张张，监测和科研是他们的日常工作。他们要通过411家网络实验室和556家哨点医院对流感疫情进行监测，同时研究致病机制、传播规律、潜伏期等和公共卫生有关的问题。作为中心主任，他还要考虑科室的发展，团队成员的发展。让他欣慰的是，不到40岁的他已经成为团队里年龄最大的一位。平均年龄只有三十一二岁的年轻团队，让他看到未来发展的希望。
对家人，舒跃龙有些亏欠。尤其是9岁的儿子，从一年级起就上寄宿学校，假期也很难陪陪他。2008年底，他准备带儿子去哈尔滨滑雪，可到那儿的当天晚上就接到电话让他返京。对孩子的失约，他一直记在心里。又要过年了，能带儿子去滑雪吗，舒跃龙不敢保证，但起码能给他烧几道拿手的湖南菜吧，他幸福地期待着。
记者 刘莉